徐泓：曾昭抡、俞大絪夫妇

  1950年代，北大还有一对夫妻，分别是一级教授和二级教授，他们便是曾昭抡、俞大絪夫妇。他们也曾在燕东园居住。搬进燕东园30号的时候，俞大絪先生在北大西语系教书，曾昭抡先生则先后兼任北京大学教务长、化学系主任、教育部和高教部副部长、中科院化学所所长等职，只见他每天在院子门口，从黑色的小汽车里上下。

   曾昭抡是中国国防化学的奠基人之一，早年留学麻省理工学院，获博士学位，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，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他忙碌的社会活动，到1957年夏天戛然而止。那年6月，他和费孝通、钱伟长、黄药眠、陶大镛、吴景超参加民盟的座谈会，被钦点为“六教授会议”，一起戴上“右派分子”帽子。

  退回燕东园30号，曾昭伦先生深居简出。1958年独自离京，去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，1961年患癌症，从武汉回京，在家养病三年，悄无声息。在北京治疗癌症的三年时间里，曾先生看了数百篇科技文献，撰写了100多万字的著作，自学日语，还培养了一位青年助手编写讲义，接替他开的课程。这期间，他除了用通信方式继续带研究生外，坚持每年回学校两次，每次3个月左右，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。他的学生刘道玉，1980年代成为武汉大学校长。费孝通先生曾这样评价曾昭抡：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，比其他东西都重要，那就是'匹夫不可夺志’的'志’。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，有个寄托。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，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，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。

   当时，罗大冈齐香夫妇也住在30号楼，与曾昭抡俞大絪夫妇为邻。两人都是法国留学归来，在北大西语系教授法语和法国文学，罗大冈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，他对罗曼·罗兰的研究达到当时中国学界的最高水平。

   邻居马坚教授的儿子马志学回忆：1966年初春，那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岁月。文革风暴即将来临，一切善良的人们丝毫没有料到几个月后美好的生活被突然践踏。记得初春的清早，我每天都要在燕东园桥东草地活动锻炼，每次都会看到如下情景：曾昭抡、俞大絪夫妇绕着草地散步，罗大冈则坚持多年养成的晨跑，绕着草地慢跑，他的跑姿别具一格：两臂像火车头车轮上的连杆一样，前后摆动，头戴一顶法国贝雷帽。住在27号的朱光潜先生，照例跑着从一楼大门出来，沿着草地的南侧跑向桥西。朱先生的跑步很奇特，两脚擦着地面，发出“擦擦”的声音，更有意思的是，每次和罗先生迎面时，罗先生总是朝向朱先生高举右臂算是打招呼了，而朱先生则举右手还礼，天天如此。

   1966年8月23日，清华大学红卫兵派大卡车运送了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园里“破四旧”，他们把“打砸抢抄抓”带进了大学校园，拆毁了清华大学二道门的汉白玉牌楼，还闯入宿舍区抄家打人。晚上，一部分中学红卫兵离开清华园以后，顺路拐到临近的燕东园，又是一通抄家。此举提醒了北大红卫兵，第二天他们就杀到燕东园来了。

   我妹妹徐溶那天在家，她回忆，桥上刷了大字号的标语：庙小神灵大，池浅王八多。学生们闯进不少人家，进门二话不说就查抄。到咱家还好，他们直接敲门进来，四处打量，说：你家占房多，不合理要腾出来。有什么“封资修”的东西你们自己清理。那些抄出东西来的人家，接着就揪出人来斗。桥东21号龚人放家，抄出一把日本军刀，还抄出镜框后边的衬纸有反动内容，就把龚伯母曹贺批斗了。还有几家抄出东西，也被批斗了。园子里口号声乱响，桥东游戏场边上有一块大石头凳子，成了批斗台。妹妹说，红卫兵走后，父亲马上叫她帮助清理东西，即所谓“自己抄家”。她记得父亲先把墙上挂的一张王雪涛的写意花鸟摘下来剪了，说这是大右派画的画。又打开墙上挂的镜框背后，检查衬纸有无问题。我妹妹说：还真有两个镜框的衬纸用的是解放前旧杂志，赶紧销毁。父亲清理了自己的照片和文件，捡出来一些烧了，又把那个“金钥匙”让我妹妹埋在院子东墙的一棵槐树底下。他还嘱咐妹妹把我放在壁炉架子上的那些书赶紧都卖了，说：那净是苏修的书。我那时候迷恋俄罗斯文学，攒了一大堆苏联小说和俄罗斯文学名著。

   就是在这一天，俞大絪先生的家被抄，书房中收藏的书籍文物被毁，满地狼藉。这不是第一次了，她背负着两项罪名：“大右派”曾昭抡的老婆、“台湾国防部长”俞大维的妹妹，在红卫兵眼里十恶不赦，必须斗倒斗臭。6月18日，她就被学生揪上 38 楼的斗鬼台陪斗。以后只要燕东园抄家，她家都不能幸免。

   第二天，在惊魂未定的氛围中，传出俞大絪先生服药自尽的消息。一年多以后，曾昭抡先生在武汉，也不堪折磨病逝。不久，燕东园 30 号搬进新的住户，时间抹去了一切，人们很快忘却了这里曾经住过的这对夫妻。

   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的不凡身世：俞大絪的母亲是曾国藩的外孙女，曾昭抡的父亲是曾国藩二弟的孙子。因为是血缘较近的表兄妹，夫妻二人决定不要孩子，终身未育。

   国内最流行的英文教材《许国璋英语》，一、二年级部分的编写者是许国璋教授，三、四年级部分的编写者则是俞大絪教授。俞大絪1934 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庚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，1936 年获文学硕士；1936 ——1937年赴法在巴黎大学进修，1946——1948 年赴美在哈佛大学进修，她先后任教于重庆大学、中央大学、中山大学、燕京大学，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。

   北京大学袁明教授是她的学生，曾深情地回忆：俞先生上课，有一个小备课笔记本，但基本不看，因为讲的内容她已烂熟于心。介绍一篇狄更斯的《双城记》，她用一口纯正的牛津英语连续讲上三节课，语调平和，不急不缓，恍若是将胸中无尽的珍藏，一丝丝地吐哺给我们。她的温情与爱心、专业与敬业，已经深深化入我们心里，是心中永远的光亮。

  俞大絪先生的侄子俞启平，是我101的初中同学，定居美国，多年从医。我通过越洋电话，请他回忆姑姑，他说：

  我七姑非常要强，在女孩子里是最聪明的，她和姑父曾昭抡都是著名学者。姑⽗打成右派以后，她思想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更加勤奋工作，在英语文学研究和教学改革上作出了突出成绩，深得校领导的欣赏，还在人民大会堂做过报告。那时她很热心地帮助教研组的同事，包括出身好的助教、党员干部和她关系都很好，有的还是她家的常客 。

   文革开始，疾风暴雨突然扑来，她是聪明⼈，知道她和姑⽗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于是分别給我⽗亲和六姑写了一封信，大意是：我可能要到外地去工作，暂时不能给你们写信了，你们不要着急，等我回北京以后会和你们联系。給我父亲的信是用明信片写的，姑⽗打成右派以后，他们兄妹之间通信都用明信片。所以，我姑姑是有思想准备的。

   她去世时我不在北京，后来听姑姑的好朋友说：俞先生非常沮丧和气愤，绝对想不到的是，和她关系最好的助教、学生突然翻脸不认⼈，贴⼤字报揭发她腐蚀自己。姑姑可以忍受批⽃，但受不了动武的凌辱。她被押着游街时，因为走得慢，学生就打她。她被强迫在大太阳底下拔草，带了一把伞，被学生看到，就狠狠踢打。8月25日一早，长期在姑姑家工作的保姆黄彩珍，发现姑姑服安眠药自尽，立刻派女儿进城告诉我表姐。那天抄家的时候，红卫兵不但动手殴打辱骂姑姑，而且粗言呵斥，勒令保姆必须⾛，不许再剥削劳动⼈民。姑姑那晚拿了二百元給保姆，叫她第二天回老家。

   俞启平向我讲了姑姑和姑父的后事：

   姑姑身后很惨。她的一位私⼈关系很亲密的同事后来告诉我，前⼀天上午教研组开会，她俩在厕所里碰见了，还说了⼏句悄悄话：俞先生问了她母亲的情况，她劝俞先生要想得开，坚持住，姑姑也点头示意了。可是等到第二天开会，⼀个头头进来说：俞大絪已经畏罪自杀。就这样，被拉去火化，连骨灰都没有留。远在武汉大学的姑父，知道姑姑去世了，不知道这个情况，还一再叮嘱：你们要把骨灰保存好。

  一年后，1967年12月8日， 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姑⽗曾昭抡，在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病逝。我那时正在武汉，和北京赶来的表哥去料理后事。姑父去世当天，我们去武大革委会报告，办公室里面乱哄哄的，等了很久才有一个人出来对我们说：曾昭抡是敌我矛盾，后事怎么处理要向中央汇报，现在管不了。我们只好租了辆三轮摩托车，把姑父送到火葬场火化，带着骨灰盒回到珞珈山姑父住的小楼，多年照顾他的保姆胡月做了一桌菜，把骨灰盒放在桌上，和我们一起吃了最后的一顿晚饭。傍晚太阳落山后，七八个姑父生前的同事助教闻讯来，向姑父鞠躬告别，有两个人还失声痛哭，跪下磕头，十分感人。

   2008年，俞启平回国探亲，来到过燕东园30号，那时这栋楼还没有被幼儿园圈进去，他在姑姑家楼门口留了影，提起当年在门前的草地上，他们一家和姑姑姑父一家曾有欢乐的合影。他说：现在手头，没有他们的照片了。曾昭抡去世时，他的住所封了，武大只允许我拿了几件衣服和两本书。

   2018年，俞启平再次回国探亲，重回燕东园30号。这时此楼已圈在北大附属幼儿园的院墙里，修缮一新，楼顶铺上红色坡面瓦，只能透过铁栅栏看到西边的门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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